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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翔在数学天空里的杰出校友访谈录——王忠华

时间:2013-09-24 作者:数统学院 点击:

难忘在华师攻读数学的岁月

我在华师学习、工作和退休,长达57个春秋。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每当我回忆起往事时,犹如观看一部电视连续剧。其中四年大学生生活的“画面”虽年代久远,而其“图像”仍很清晰。在华师数学系攻读数学四年,使我得到了深造。我感激数学系诸位已故的李修睦、杨善基、张明辉、黄宽锐、吴克乾……和健在的柏盛桄、闫家麟、黄传文、李立君、周昌裕……等老师,当年对我的谆谆教诲,使我懂得怎样做人?学到丰富的以数学为主的科学知识。我还要感谢已故的原华师党委书记刘介愚老师和原数学系党总支书记朱东河老师。我多次聆听刘介愚老师对全院师生作报告,我铭记他的两句话:“人负于我不记,我负于人不忘。”我一直用它处理人际关系,效果相当好。四年中,朱东河老师一直对我很关心。

1956年7月,我毕业于湖北省大冶师范学校。适逢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高校扩大招生,高中毕业的考生不足,中师毕业生也可参加高考,限报师范院校。我爱好数学,数学成绩好,报考的第一志愿为华师数学系,有幸被录取。

1956年9月6日,我们大冶师范一行9人,拿着《录取通知》到华师报到。数学系5人,跨入了位于武昌昙华林的华师大门。历史系和中文系各2人,住进桂子山新校舍。数学系新生346人,人数为历史之最。来自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即中南区五省。大部分为高中毕业生,小部分为中师毕业生和调干生。全年级分成12个小班,班号为101.102.103.……112。本人在101班。101至104,105至08,109至112,又分别编成甲、乙、丙三个大班,按大班上课。

我们中师毕业生,学过的数学内容比高中毕业生少,系领导安排张泽湘老师,给我们补授《三角》。我不知道正弦、余弦……等名词,也不懂得Sin2a+Cos2a=1。我开始学习《数学分析》时,感到非常困难。闫家麟老师第一次给我们甲班上课,在黑板上板书:“……函数Φ(X)……”。我却在笔记本上写成“……函数中(X)……”。我误以为希腊字母“Φ”是“中”字。李立君老师第一次给我班上习题课时,在黑板上出了几道求函数极限的题目,我不知从何下手,坐在课堂上发呆。期末考试,我的《数学分析》不及格,5级记分制,我得2分。经过勤学好问,除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从《数学分析习题集》中,自行选作不少习题。大二(下)学年考试,我的《数学分析》成绩良好,得4分。后续课程《常微分方程》、《复变函数》等学得较好。

1956年9月至1958年7月,我们理科各系住在昙华林校园,校园有城内城外之分,数学系位于城外。教室、宿舍及食堂均为平房,墙体由木板做成,房顶盖着红瓦。教室内用拐手椅,拐手处可放置课本和笔记本。一间宿舍不足12平方米,摆放4张双层木床,住8人。1958年秋季开学,我们搬迁到了于1954年建校的桂子山新校园。电话总机号码为73611,教《心理学》的程熹如老师,在课堂上将它音译为“青山绿依依”,以便记忆。数学系办公室设在2号教学楼。全系男生住在三层楼的4号学生宿舍。全系女生与其他各系女生同住1号学生宿舍。生活水平低,全班30人,没有一个开水瓶,只有陈国超一人戴手表,李文俊有一双皮鞋,是他的身为修鞋匠的父亲制作的。彭先髦没有被单,我把被单对开撕成两床,送给他一床。一些同学穿的拖鞋是木质的。个别女同学穿着华丽一点,就会引起旁人的指责:“资产阶级思想!”当时贯彻阶级路线,有“贫下中农子弟”、“地富阶级子女”等说法。每人每月伙食费10.50元,为公费。在昙华林校园时进餐是8人一席,共食两钵菜肴,主食是用大木桶装着,由进餐者随意取食。到桂子山校园后,凭印有“XXXX年X月X日早餐、中餐、晚餐”字样的进餐证进餐。我和一些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学生,还享受定期助学金,每月发一次,分1元、1.5元、2元三等,用来购买牙膏、肥皂等生活用品和作业本等学习用品。我穿的棉袄、棉裤、棉鞋和衬衣,也是学校发的。勤工俭学,系里购一台缝纫机,供女生为同学们补破衣服。班里有理发组,义务为同学们理发。我不会为别人理发,喜欢找周秋贞为我理发。在校园空地处种菜,收获的白菜等,无偿交给食堂。

1958年春节前,全院师生参加东西湖围垦工程十余天,党委副书记马斌老师担任指挥长。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有一天零下13℃,但大家不怕苦,不怕累,干起来热火朝天。1958年暑假到洪山区和平乡参加抗旱。在校内辟山筑路——今日的桂北路。同年修建大礼堂时,我们参加挖地基。1960年元旦前后,参加修建汉丹铁路。

1957年初夏的一天,院医务室徐影医生,带领我们到武汉市第三医院体检。我经X光透视,诊断患有肺结核。系办公室肖静萱老师,几次口头通知我休学。我考虑到若休学回家,前景则不妙。我赖着不办理休学手续。我住进了集中居住30多名肺结核患者的疗养院。同时住疗养院的还有数学系马国英、张安芝,化学系王荣,生物系孙永斌……。我身患重病,但心情乐观,照常跟班上课,学业未受到影响。经过服“雷米封”治疗,病情日渐好转。1959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物资匮乏,有一次食堂给每个肺结核患者发一斤大蒜头,据说吃了可治肺病。又有一次给每个患者发一斤猪肉,第二学生食堂一位厨师,教我切成肉丁炒熟,由于嘴馋我一顿便吃完了。

1960年,我回乡过春节,患上黄胆性肝炎,回校后住进湖北医院治疗。一位同学从图书馆借出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送给我阅读,帮助我战胜疾病。我躺在病床上,读完这本不少同学争相阅读的著名小说。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英雄事迹,使我深受感动。辅导员贵应新老师,还亲临病房探视我,给我10元临时助学金,我用这笔钱买了给肝炎病人定量供应的白糖。经过40天的治疗,病愈出院。

1957年3月26日,党委宣传部长陈铁同志作“整风动员报告”,从此开展“大鸣大放”,全校学生鸣放的热点问题之一,是为教师地位鸣不平。6月23日,陶军同志给共青团员作报告,从此由“大鸣大放”转入“反右派斗争”。每个人都被划成“XX派”,我班有3人被划成“右派”。某日早晨,有人发现在体育馆一楼悬吊一具男性尸体。我闻讯后,跑到现场,目睹了这一惨景。后经辨认,死者是生物系一名“右派”学生。我们年级学生会主席陈静一,被划成“极右派”分子,是被遗送到沙洋农场劳动教养的唯一女性(注:陈于1965年返回武汉,先后在武汉市十七中学、武汉市友谊路中学任教。先后获“江汉区优秀党员”、“武汉市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教师”、“武汉市十大抗癌明星”等称号。)

1958年开始“大跃进”,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开展三大办运动:大办钢铁、大办农场、大搞科研。我系办起一个“超英钢铁厂”,余弼臣任厂长。在南湖开垦农场,种的香瓜获丰收,我品尝这些亲手种的果实,觉得非常可口。1958年原有的数学教具厂进行扩大,程子明老师任指导老师,任命55级钱吉林为厂长,任命本人为政治委员。制作计算尺、玻璃模型、罗盘仪等教具。本年级306班分工制作玻璃立体几何模型。该班撰写一篇《玻璃教具的制作》发表在1959年7期《数学通讯》上。1958年6月,由黄学良同志任书记的院团委,在全院评选先进团支书。数学系唯一获得“先进团支部”称号的是201班团支部。(201是我班大二时的班号)。

在科研中,我们数学系学生研制两个项目:(1)自动控制电影电视教学机,由黄守德提出,10余人参加,黄守德等人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学习。我和李国伟于1958年11月18日,离开武汉到上海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学习。(2)58式卫星牌全自动计算机,由彭先髦任组长。

1959年1月8日,彭率小组11位同学到达上海,进驻位于天潼路133号的上海计算机打字机厂,学习机械制造技术,住在上海市虹口区业余学校。此时,我受系领导指示,转入彭先髦科研组,担任有4名党员的党小组长。全组12人。56级7人:吴慧玲、胡翠兰、伍祖希、黄昭琛、肖文景、彭先髦、王忠华。57级2人:孙直清、杨维锦。58级3人:岳新年、张德甫、李纯白。每人拜一名工人为师,分别学学钳工。

我是拜范师傅为师学钳工。本科研组是拟将从德国进口的“莱姆特”手摇计算机,改进成全自动计算机。

我们初步掌握技术后,1959年3月4日,厂领导同意我们自己动手,试制我们自己设计的计算机零件。该厂的工人白天上班,我们夜晚上班,动用车间的钻床、车床、铣床等机械设备。本人患肺结核,尚未痊愈,身体消瘦。彭先髦和其他同学都关心我,他提出为我订一份鲜牛奶,给我增加营养,我没有同意。1959年“七一”前夕,我们4名党员和彭守权老师一道,参观 中共一大会址(图三)。经过鼓足干劲,苦战五个月,制成了大部分零件。后因“机架”结构复杂,无法制作出来,再加上其它因素,研制工作被迫“下马”。1959年8月15日,告别上海,乘轮船返回武汉。与我们同时在上海搞科研的,还有彭守权老师,他与其他单位的同志,在上海光学仪器厂,试制无标尺地形仪。我们在上海期间,还得到上海打字机商店、上海佘山天文台等单位大力支持。我们赴上海研制计算机,是数学系学生中的一件大事。

1959年秋季,我们56级升为大四,我们7人跟随57级补修大三课程《复变函数》,由柏盛桄老师主讲。有一次考试,7人中只有我得了满分――5分。李修睦老师为我们年级讲授新课程――《运筹学》和《博奕论》。《运筹学》中,有适用于运输业的线性规划。2005年从中广网获悉《博奕论》是美国数学家约翰·纳什22岁读研究生时创立的,并因此获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一个最不幸却又最幸运的人。他30岁突患精神病,在爱妻艾莉西亚的精心照料下,同病魔作斗争30年,恢复健康。

同学们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团结友爱,勤奋学习。毛主席于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讲话:“……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使我们深受鼓舞,意气风发,积极向上。不少人阅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把一切献给党》。受到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和吴运铎的积极影响,促使我们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我班组织观看电影《保尔·柯察金》以后,召开主题班会:“像保尔那样生活”。很多同学记住了保尔说的一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不少团员靠拢党组织,向党递交入党申请书。四年内有彭先髦、邢梅青、梁肇军、黄万徽、房国光、张淦生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彭先髦和邢梅青的入党介绍人。有的团员,因家庭出身关系未能入党,如鲜于景芬、陈修琼等,她们参加工作后,执著追求,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圆入党梦。

1960年4月29日至5月3日,院党委召开全院群英会,我被评为“科学研究方面积极分子” ,以陈修琼为组长的数学系401班城市建筑设计院科研组,被评为“科学研究方面先进集体” ,出席全院群英会。我们班有7人获得“优秀毕业生”称号,我是其中之一。毕业时全年级共有320人,填写分配志愿表时,一般都填写“服从组织分配”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无条件服从分配,走上工作岗位。李文俊和伍祖希被部队选中,提前毕业参军了。梁肇军、吴德容、黄万徽、钟松进、徐祖松、朱宝莲、张烈兴、乐毓俊、余弼臣、邹传发、黄守德、张凎生、邢梅青、彭先髦和我15人,留校任教。选留刘志唐、屈乾佳和刘构堂为系主任李修睦教授的研究生。毕业离校之际,1960年9月15日,我和陈修琼等6人,邀请党总支书记朱东河同志和辅导员贵应新老师,一起合影留念,题词:“把一切献给党”。此时此刻,我非常感激党和国家对我的多年培育,使我这个贫困农民的儿子,治好疾病,完成学业,成长为一名大学教师。我暗下决心: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报效祖国,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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